晚清大变局中的“慈禧难题” | 先知书店
晚清大变局中的“慈禧难题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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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知从何时起，开始流传这样一种说法：“可怜天下父母心”这句话是慈禧太后原创的。就连百度百科也说：
这句话出自慈禧母亲七十大寿的时候，慈禧亲笔写给母亲的一首诗：“世间爹妈情最真，泪血溶入儿女身。殚竭心力终为子，可怜天下父母心！”
滑稽的是，就在这首“诗”的上方，赫然写着慈禧母亲（富察氏）的生卒年：1807~1870。一个只活了63岁的女人，何来七十大寿？可见，这个传言根本经不起推敲。
举这个例子，只是希望阐明一个常识：历史本身就像人性一样复杂，历史常常被一些人根据自己的喜好而任意装扮。正如史学巨擘、《世界文明史》的作者威尔·杜兰特所说：“大部分历史是猜的，剩下的都是偏见”。
长期以来，国人对慈禧的了解，几乎都是道听途说的道德审判、千篇一律的脸谱式形象：顽固守旧、凶狠歹毒、穷奢极欲、卖国求荣、操纵义和团……仿佛晚清所犯下的所有错误，全都是这个“坏女人”的责任。
随着近些年的“慈禧热”，这些扁平化的形象已经立不住脚，于是，突然又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，老佛爷的形象突然变得高大起来了：深谋远虑的改革家、支持洋务和立宪的实干家、“近代中国的伊丽莎白”……仿佛近代中国的开放和进步，都是这个“好女人”的功劳。
慈禧很喜欢拍照，图为与外国使节的家属合影
那么，面对“传统中国与现代文明激烈碰撞”的局面，慈禧究竟做了什么？历史应该如何公正地评价这个“曾经掌控整个中国命运的满族女人”？
史学家袁伟时先生在其代表作《晚清大变局》中，以详实、权威的史料，深度解读了慈禧。在真实的历史中，慈禧既没有那么坏，当然也并没有像被矫枉过正后那么伟大。
袁老指出：一百多年前清廷所面临的局面，正是100多年来中国文化转型的缩影；而在这个“三千年大变局”的关口，最受瞩目的慈禧，恰恰体现了这种“阴阳两面人”的复杂感情。
阳面慈禧：晚清改良的“总批准师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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慈禧的“污点”之一，是发动“戊戌政变”，让戊戌变法昙花一现，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，一直被主流学界认为是“帝后之争”。
后世熟知的帝后之争，出自康梁之口。而这不过是戊戌变法前后，作为外臣的康、梁的想象。事实上，光绪帝自1889年亲政后，一直对“圣母皇太后”奉命唯谨，大事都及时请示报告，没有留下什么对抗的记录。就连在甲午战时，光绪与慈禧在和战问题上，态度都是一致的。
说甲午战争中有“帝党主战、后党主和”之争的论断，不过是后人热衷于“路线斗争”思维的典型案例而已。
光绪亲政期间，慈禧在颐和园赏雪
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出现了“短暂的春天”，普遍认为，原因是一战期间，帝国主义无暇顾及，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所致。
《晚清大变局》：私营经济的发展，与慈禧晚年放宽对私营经济的管制，有着很大的关系。
事实上，在甲午战败后、戊戌变法前，为响应朝野向西方学习的呼声，慈禧已经批准“维新”，明确地把学习西方作为国策。管制放松后，私营工商业、现代银行、新式学堂、组织学会、个人办报等社会风潮开始兴起，这种风潮直接影响了后来的辛亥革命，也为民族经济的生根发芽培育了土壤。
除此之外，晚清施政最大的变化，莫过于最后10年的新政：较为稳妥地废科举、系统地进行法制建设……很多改革，远远超过维新派的预期。而这些新政都是慈禧“垂帘听政”下完成的。
这些变化，意味着中国古老的秦朝制度终于向现代社会蜕变。如果把慈禧生前已认可的预备立宪的有关措施包括在内，则困扰20世纪中国的最大问题——改制，也在设立资政院、咨议局及有关的请愿活动中露出曙光。
这说明，如果时机恰当，慈禧是可以支持学习西方，促进国家现代化的。可以说，没有最高统治者慈禧的允许，晚清的改革不是可能平稳起步的。
三千年之大变局：李鸿章回见德国首相俾斯麦
阴面慈禧：内外战争的始作俑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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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，尽管有过许多改革的努力，晚清末世，终究分离崩析。
究其原因，不在于不改，而在于一个字——迟！
历史大潮汹涌而来，国家不得不转型。历史可以给晚清机会，但不会给晚清无限期的时间去慢慢试验、退回、再试验。清政府后期，改革良机被一次又一次耽搁耗尽，这也给后来整个20世纪的中国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。
而这一切，不能不怪另一个慈禧，阴面慈禧。
戊戌政变是慈禧的一大污点。关于这场政变的原因，不少人解释为守旧与改革之争。然而，《晚清大变局》指出，与其说是政策之争，毋宁说是慈禧察觉了康党有针对她个人的政变计划。事关生命与权力，慈禧无法冷静地区分少数人的轻举妄动和关乎国家盛衰的改革。
其实，慈禧大权在握，本来非常容易一面采取措施让这几个狂妄书生安静下来，一面稳妥地继续推进已经来得过迟的改革。但阴差阳错，她作出的却是所有选择中最坏的一个：发动政变，挥刀向一群书生，并且囚禁了自己的亲侄子——力主变法的光绪帝。
而更荒唐的是，戊戌政变仅仅两年后，因不满外国政府施加的种种压力，慈禧居然利用了民间组织义和拳（团），向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11个大国宣战，甚至下令围攻使馆，悬赏洋人人头，发动义和团和正规军屠杀十几万人，闯下了几乎亡国灭种的大祸。（参阅《历史三调》，一本书读懂义和团情结的前世今生）
太原教案中被山西巡抚毓贤杀害的其中一家
赔款被李提摩太用于山西大学的建设
阴面慈禧，终因逆历史潮流而动，而被历史钉在了耻辱柱上。
“老佛爷”为何是阴阳脸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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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为何这般走向？老佛爷为何有副“阴阳脸”?
袁伟时老师在《晚清大变局》中指出：这既有社会制度性的原因，又有个性因素。前者是决定性的，后者或是偶然因素，必然与偶然交错，一言难尽。
· 当专制的文化固化为制度，必然出现群体性愚昧
首先，慈禧是传统文化培育出来的社会上层人士的代表。她身上具体而微地体现了中国土绅阶层所传承的中国文化。与此同时，她身边那群参与决策和具体施政的大臣，也都是传统文化孕育出的官僚。这些都是制约慈禧言行的决定性因素。
其次，传统文化已经固化成僵硬的体系和制度。知识内容固定化、信条化，自我更新机制非常薄弱，且缺乏与异域文化平等交流的传统。而它又是士阶层荣辱沉浮的基本凭借，令他们不敢越雷池半步。
于是，整个国家必然出现制度性的群体愚昧。在这样的文化与制度下，了解和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通常是少数人的行为，且往往伴随着或大或小的风险。对外来文化深闭固拒，甚至用群众运动式的暴众去对抗，都是这个制度的必然产物。
清朝百姓为八国联军搭梯子进城
· 大危机需要有识有勇之士，慈禧难堪重任
晚清的转型之难，症结在制度，但若有合适的关键人物掌舵，制度是可以有突破的。
慈禧在她执政的大部分时间里没能扮演这样的角色，那就要从个人品格中去寻找答案了。
她为了享受不惜牺牲海防，这是众所周知的。而为了维护个人的权威，她又挑选幼儿为皇，垂帘听政，把军机处的大权接连交给只会忠诚恭顺的王爷，不管他们如何昏庸贪腐。
慈禧不是庸碌之辈，不然就不会两次发动政变夺权了。但权力到手后，她却宁可守成——在原有制度下按部就班地运作。
当臣下把意见比较一致，阻力不是很大的新措施呈请批准时，她会点头批准。从办同文馆、派幼童出国留学、建造船厂到清末新政都属这一类。于是，一个支持改革的慈禧便出现在历史舞台上。
但是改革一旦危及自己的权力，她就如同泼妇，行动颇不受理智所控。康梁激进躁动，欲兵围颐和园，慈禧一怒，喋血六君子，软禁光绪，改革陷入瘫痪；各国使团不满慈禧专权，给慈禧下最后通牒，慈禧又是一怒，引暴民入京，于是，庚子祸起，给国家拉下了四万万的亏空。
《晚清大变局》：就个人品格而言，慈禧是个不思进取的人物
慈禧掌握晚清最高权力近半个世纪，既没有主动提出重大的施政措施，也没有认真更新和补充自己的知识，虽然她享有全天下最多的资源和渠道。于是，她便不能不在历史上留下一连串因愚昧无知而贻误国家大事的记录。
史料记载：身后是北京产的“绵苹果”，用来闻香气；慈禧写错字被大臣委婉纠正时，会不好意思
从1860年代开始，有识之士一再呼吁要修铁路，但她却听信破坏风水的反对声音，留下了用马拖着车厢在轨道上跑的让人脸红的历史。
1870年代初，一些大臣已发现，晚清的官办企业依赖朝廷拨款，不在市场上求生存，是财政无法填满的无底洞，一再建议把这些企业交给民间商人去经营。这个建议如被接受，19世纪中国史可能随之改写，不幸却被束之高阁。（参阅《杨小凯学术文库》中“被后发劣势拖垮的三个国家”）
1890年代，中国人自办的学堂已经有175所，遍布全国17省，这些学堂通常都曾上奏慈禧批准。然而彼时的老佛爷，居然连自己批准的“学堂”是什么都不知！这不是把国事当儿戏吗？
历史有其自身逻辑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给清末的中国只留下了一种可能。然而，当触发灾难的多米诺骨牌，一张接一张倒下时，中国就只会被拖入沉沉的黑暗。
袁伟时之问：文明为何迟到？大灾难为何没有带来大觉醒？
慈禧之困：如何冲破制度性愚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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慈禧是个悲剧性人物，但这不仅是她个人的悲剧。
从几次夺权斗争的情况看，慈禧颇为果敢机敏。但从国家和历史发展的全局看，她又非常愚蠢。慈禧随潮流摇摆，没有主动驾驭全局。她的心思主要用在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尊荣上去了。
如果生在承平年代，她可以成为不坏的最高统治者。她的私欲也不比以“风流天子”著称的丈夫（咸丰帝）和儿子（同治帝）更厉害。可是，她“生不逢时”。
大变革的年代，作为帝国掌舵者的慈禧，必须要有观念和知识的大更新，要有敢于冲破传统思想文化羁绊、并有足够胆识的人物去开拓未来。遗憾的是，她没有成为这样的人物。
为什么不能是慈禧？除去个人因素与文化因素，恐怕还要归咎于皇权制度的最高权力不受监督，没有反对派日夜紧逼的挑战，就如同温水中被煮的青蛙，统治者会丧失改进自己的内在动力。
可以说，没有强大的外在压力，墨守成规、不求上进的惰性是很难被打破的。甲午战败、庚子之败，倒逼慈禧做出艰难的改变，然而，对中国和四亿国民来说，这个代价实在太大了。
好书，应嵌入历史、化为常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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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主要观点来自袁伟时老师《晚清大变局》等作品。袁伟时先生学养深厚、博学多才，深具良知、勇气和悲悯，虽至耄耋之年，仍然竭力践行着“知识分子要敢于说真话”的信条。
多年的哲学研究，使他的思考比一般历史学家更具有穿透力，直抵史实浪花之下的思想暗流。他的“近代史四部曲”（《晚清大变局》《迟到的文明》《缠斗》《文化与中国转型》）持续轰动海内外多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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